父亲张爱萍亲历的核爆密事
2019-12-03 06:21:07

原题:张爱萍亲历的核爆密事

张胜 老兵读史

人们都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死亡之海”,但真正的“死亡之海”是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原子弹爆心。罗布泊西北的戈壁腹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整,一次巨大的核裂变将这里的一切都消灭掉了。在过去的30多年里,这里曾40多次爆炸过原子弹和氢弹,现在,它已经沉寂下来了,而且可能会永远沉寂下去,它留给世人的是永恒的死亡。这就是“死亡之海”。
在全国民众毫不知晓的情况下,中国原子弹事业就在这片被誉为是“死亡之海”的荒漠中紧锣密鼓地进行着。1963年5月至11月,成功地进行了7次局部缩小尺寸的分解爆轰试验。12月24日,整体缩小尺寸的聚合爆轰试验获得成功。20天后,1964年1月14日,兰州浓缩铀厂生产出了作为原子弹装料的高浓铀。6月6日进行原子弹一比一模型爆轰试验,也称冷试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轰轰烈烈的基地忽然沉寂下来。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我后来问父亲,你紧张吗?“紧张!”比打仗呢?“大概还要紧张些。”为什么?“事关重大。”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和政治紧紧相连的,两弹一星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个科学技术问题。从现在披露的文件看,直到1964年9月22日前,也就是实际爆炸前的24天前,最高决策层还在等待。他们需要一个恰当的时机,以便这颗原子弹能够把令人窒息的国际政治时局炸开一个缺口;他们需要用这颗炸弹来证明,证明中国人的志气,证明中国党的正确,证明中国人民是压不垮的。但是,如果它炸不响呢?我相信,谁都不会因此而责怪,但内心的、不可名状的遗憾和愠怒总会是有的。不是早就说过了吗?“万无一失”!既然一切试验都通过了,为什么拿到现场就不灵了呢?是技术问题,还是责任、态度、作风问题?可既是科学研究,哪里可能万无一失?但这是政治,政治要求科学,必须万无一失!
许多人都亲眼看见过试验失败后领导人沮丧的神情。岢岚23基地,神州5号发射,航天部部长林宗棠坐镇指挥,火箭点火后升空几秒钟后爆炸。林脸色骤变,清场后,他仍一个人默默地呆坐了好几个小时,一句话都没有。即使是一个毫无利害关系的旁观者,都能感受到他内心深深的痛苦,为他难受。作为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总指挥的我的父亲,没有理由不紧张。1964年10月13日,也就是爆炸前三天,试验总指挥部全体人员在父亲带领下游览戈壁滩上的楼兰古国遗址。这可以说是他的一个习惯。1945年他在华中军区任副司令,在津浦路破袭战役的前夜,他顺道游览了皇藏峪,这是刘邦、项羽楚汉相争的地方。父亲说:“司令员是张鼎丞,他听说我游览去了,急着说你这个家伙,第二天就要开战了,还有这个雅兴?”楼兰,这个罗布泊边上的神秘古国,早在1600年前就消失了。楼兰人是否随着家园也一起迷失在历史的尘烟中呢?遗存在大漠黄沙之中的古城遗址,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答案吗?几年前,当父亲第一次从飞机上俯看这里的遗迹时,他就想,等到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我一定要来这里看看。可今天他突然改变了,他说:“不是成功了再来看,而是看完了再成功。”他亲自动员朱光亚、周光召、陈能宽、王淦昌、彭桓武,这些掌控着现代人类最高文明的学者们,在这颗原子弹起爆的前夜,一定要跟他去看看这个几个世纪前就消失了的古代文明。这两者之间会有必然的联系吗?核弹,这个标志着现代科技的最高领域,难道也会和眼前这些被黄沙掩埋了的古代灿烂文化一样,最终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吗?王淦昌说:“爱萍同志在原子弹爆炸前夕组织我们来这里游览,确有大将风度。但我心里还是在嘀咕:原子弹能不能响呢?”一直跟在父亲身边的李旭阁说:“看得出,所有的人都紧张,这可是全党全国人民的重托啊!”呈现在这些科学家眼前的,只是残露在黄沙中的城垣遗迹和颓败的佛塔。中国的最高决策层都在关注着罗布泊。周恩来9月21日致信毛泽东:“……急需待主席回后,当面报告,以便中央早做决定。”第二天,即9月2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刘少奇和政治局常委们汇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和试验方案。会议作出了“早炸”的明确决定。中国的首次核试验的时间表猛然间迫近了。9月23日16时40分至17时40分,周恩来又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只有11人,核心中的核心。他们是:周恩来、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郑汉涛、刘柏罗、周家鼎、王亚志、李旭阁。周恩来说:不应知道的人就不要让他知道。要实施封锁。他又说:这个时期就根本不要写信了。你们也不要私事打电话。上梁不正下梁歪。什么消息也不准漏出去。参加试验的有6000多人,上万的人。我们现在在舞台上,他们在暗处,不要还没搞就嚷出去了。你们两个(指父亲和刘西尧)从今天起不要接见外宾了,埋头苦干,是无名的工作,决定了松不得。他又说:准备好了,打个电话给我们,不要说具体时间,就说20日之前,我们就知道了。电报要用有线电报,加保密。保密问题,不能假手许多人……希望你们家里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我老婆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也不说。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前几天开会的人不一定都通知。我们决定这个事,也只是常委、军委两位主席、彭真同志。周恩来问:万一不响,今年能再做一个吗?父亲回答:要隔两三个月。总理说:只好待明年了。不响外边也不会知道,也要准备不响。(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更大的战略想法,不一定用,既然吓人,就早响。总理说:还要防止响了以后他马上报复,也不一定,但总是要有些准备……然后是分工:总参和空军作出防空部署;刘杰负责资料、仪器设备的转移;陈毅进行对外宣传工作的准备;张爱萍赶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当晚,父亲即召集核试验指挥部紧急会议。他回忆说:“我站起来要走,总理说,掏掏你的衣兜,有没有纸条。总理当时规定,会议的内容不准做记录的。……运输要学习荷兰人做法;要求通信兵部,有重要通话时,其余通话统统拆线;命令一旦启动,不准再对外通信;从上到下逐级检查落实。我自己从没有给家里通过电话……”两弹一星是科学,但科学也相信运气。前苏联的电影《训火记》就有这样的描写。决定发射20次,前19次都成功了,但到最后一发,也就是第20次,掉下来了,那前面的成功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最后的结果是失败。但如果当初的决定就是试验19次呢?那结果就是成功。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准备了不同设计的三发弹,第一发,父亲亲自到场指挥,成功了。第:二发,我去看,在科委指挥所,失败了。钱学森解释说,是一、二级分离早了零点几秒。我回去说,好不容易去看一次,还失败了。父亲说,那是你运气不好。我当然知道这是在开玩笑。但我和国防科工委试验部门的朋友们闲聊时,他们却极其认真地说:“没错,就是和运气有关。你父亲到场肯定成功,从1960年第一发导弹算起,只要他在,几乎没有不成功的。每次大家都叨咕,张爱萍来不来。他是福将,命硬,他来了,就撑得住。”我大惑不解。我问过父亲,他回答得很简单:“没有窍门。一是下去;二是过细。”正如父亲自己讲的,没什么诀窍。就像周恩来要求的那样,最高指挥者必须亲临现场,必须事必躬亲、事无巨细、心细如发,拼精力、拼耐心、拼勤奋,每一个环节都要过一遍,因为只有你,具备最后的拍板权。他总是在发射前一个月就到位了,协调会总要参加几次。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摆问题,当场拍板。参加的多是司局级的领导,他一个副总理,军委领导,谁敢在他面前强词夺理、油嘴滑舌?东一5发射前,检验部门说,油路上像是有个阴影。谁的责任?争执起来。父亲说,有了疑点就给我搞清,最后是七机部的一个副部长,父亲说他记得好像是张镰斧,亲自爬进发动机仓里,拿着检查胃镜的仪器察看,是一根鞋带。为一根鞋带折腾了好几天,要是上了天,堵在油路里,不堪设想。父亲说“五定”是怎么搞的?给我追五定,就是每一个岗位都要定人员、定职责、定位置、定动作、定关系。查的结果是装配人员中有人丢了根鞋带。父亲大怒,“不是规定不许带任何东西进来的吗”?有人在一旁嘀咕说,鞋带不好算是故意带进来的东西吧。“那就把鞋带统统都给我解下来!”
几年后,我的朋友淮淮,航天部外事办的干部,去这个地方。进车间时,门卫叫她把鞋带解掉。为什么?回答是不容置疑的:“这是张爱萍的命令!”愕然。什么时候下的命令?“不知道,反正我来这之前,大概总得有十来年了吧!”门卫讲了他的师傅,上一届老门卫留下来的故事。“没有哪一任领导愿意去改这个规矩。”门卫补充道。“是啊,”淮淮和我说,“一个厂长怎么好改动副总理的指示呢?”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想改,为什么不叫后人都记住这个故事呢。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现场,目击者称:……读秒到零,起爆!一刹那间,一团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天空和大地燃烧起来,太阳都变成灰色的了。随后就是一声巨响,向外扩展,又被绵延的天山反射回来,如巨雷碾过头顶。紧接着冲击波横扫着无边的戈壁……火球在翻滚,在升高,在膨胀,橘红、靛蓝、绒白地变幻着……终于,它定格成一朵直塑在空旷的天地之间的蘑菇云。令人恐怖的美丽!这一天是1964年10月16日15时。惊愕之余,足足等了4分钟后,父亲拿起电话,向周恩来报告:“成功了!”没有回音……沉默。父亲说:“总理沉默了一会儿说,是不是真的核爆炸?我也愣了。是啊,凭什么说是核爆炸?谁也没见过核爆炸,真正的核爆炸该是个什么样子嘛!”不亲临其境,怎么会感受得到那股让大自然都颤抖的神力呢!要回答周恩来是不能用“地动山摇”这样的词汇的。父亲问身边的王淦昌。王淦昌望着60公里外那朵鼎立在苍穹之间的巨大云柱,什么爆炸能制造出如此奇观呢?他沉默了一会儿,也做了个判断性的回答:“应该是的。”父亲告诉总理他所看到的景象,在60公里外看见蘑菇云升起来了,这样大的威力,不可能是普通炸药所能,根据火球、声响、蘑菇云的高度等爆炸的景象来判断,应该可以判定,是核爆炸!但要以最后检测到的数据为准,科学嘛!几分钟后,周恩来电话转达毛泽东指示,要查清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国外不相信怎么办?毛泽东说过:“那东西可以吓人!”他当然最关心的是要让全世界都相信,中国人在戈壁滩上折腾出来的这个家伙,的确是个真的!在现场的人是不会想那么多的。还有什么比亲眼见到的这团耀眼的火球更有说服力的呢!他们冲出堑壕,喊啊,跳啊,哭啊。他们顺势倒在沙坡上,双脚乱蹬沙石,互相拥抱,将帽子抛向天空。有一张照片,他们把父亲和几个科学家抬起来,抛向天空。两个多小时后,父亲签发了一份经多方专家检测并认定的报告: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威力,估计在2万吨梯恩梯当量以上。根据总理指示,报告送达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贺龙、罗瑞卿。原子弹,以它超自然的神力,被称之为人类的终极武器。中国西部戈壁荒滩上爆炸的这颗原子弹,在一夜之间,使一个贫弱的国家与世界超级大国坐在一起言和了。对抗的双方,最终走向平衡。意义还不仅在于此。不到一年,1965年8~9月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向联大提交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草案,1968年6月联大核准该条约草案,1970年3月5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该条约中有一条规定,非核国家不得研制核武器。我和父亲讨论过,如果在条约通过前,我们仍然搞不出原子弹来该怎么办?他说:“……那会很麻烦的。周恩来担心的正是这一点。”在老一代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理念中,中国要成为核大国,但中国又要成为一个主持正义和对人类前途负责任的大国。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还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虽然在信仰和价值观上还存在着差异,但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尊重人类共同的道德规范是必须的,中国不可能去扮演无赖的角色。1964年10月的这一响,为中国赢得了这个历史的机遇。相互制衡的时代到来了。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称它为核时代。我的车在这片被称作是“死亡之海”的荒漠中缓缓地行驶。沿途经过了好几个早已废弃的营房,那是参加核试验部队的住处。很多遗弃的物品和器材上,依稀可见1964年的字样。接近爆心很远处的房屋都被摧毁了,奇特的是,残垣断壁中,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了屋顶,那是被冲击波过后产生的负压掀掉的,它们向天敞着大口,要同上苍对话。它们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原子弹不是武器,可能永远都不会用到它的。它只是一种精神,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父亲讲完了他的故事后说出了他的结论:“倒了这种精神,就只好去乞讨了。”2000年,我国经济实力到达了历史的新高峰,GDP超过了法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成为世界第五。中央奖励了一批两弹一星的有功人员,授予他们功勋科学家光荣称号。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举办的颁奖大会上,有人记起父亲当年在动员大会上讲过的话:“在座的有读过《封神演义》的吗?来无影、去无踪、千里眼、顺风耳、移山倒海、撒豆成兵……今天,你们的工作就是变神话为现实。将来,后人们也会为你们封神的。记住,你们中的有些人,将来是会上共和国的封神榜的!”40年后,国防科技战线上被“封神”的科学家有: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追授的有: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共2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