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教化民众的工具:顺治的《圣谕广训》和康熙的《上谕十六条》
2019-10-09 22:34:15

三纲五常是封建社会统治的核心,历代统治者都在社会教化方面十分注重,并因此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清代因为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和中原正统王朝在思想统治方面略有区别。故对封建伦理道德的传播、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对社会风习和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媒介传播还不发达的封建社会,社会教化活动的主要方式,以及经常性、大规模的、卓有成效的的渠道,当为社会教育。各式学校,不仅是培养各种人才的场所,而且是传承文化知识、集中教谕人民的好地方。换句话说,社会教化的核心,便是社会教育。

清代统治者非常清楚潜移默化对长治久安的重要性,为了使理想中的社会规范及相关法规家喻户晓,清代推行了一套讲约制度,“凡直省州县乡村巨堡及番寨土司地方,设立讲约处所,拣选老成者一人,以为约正;再择朴实谨守者三四人,以为直月。每月朔望,齐集耆老人等,宣读《圣谕广训》、钦定律条,务令明白讲解,家喻户晓”。对此,历朝皇帝无不饬令各地认真实施。

顺治、康熙时期,主要寻找教化乡民的武器,经历了从孔孟儒学到程朱理学这样一个认识过程,教化乡民还处于草创阶段。满族入关后造成的城乡混乱局面,使礼制的恢复成为现实的迫切需要。

顺治十二年(1655年),御史魏象枢上奏,请求颁布礼书,他认为“夫礼者,所以辩上下、定民志也”,还说目前朝廷的急务是加强教化,而教化的首要条件就是恢复礼制,只要将历代礼制汇集成书颁行天下,才能达到教化于全国的目的。

顺治十六年(1659年),经部议在全国推行约讲,规定乡里必须设立约正、约副作为讲解员,由全乡公举六十岁以上行履无过、德高望重的生员或七十岁以上乡民担任,每月塑望(初一和十五)负责召集乡民宣讲顺治的六条训谕,同时分别乡人善恶,实行登记。此外,还一度设立社学,要求农村“每乡置社学一区,择其文义通晓、行宜谨厚者补充社师,免其差役,并给予养赡”。

康熙帝继位后,把孔孟乃至程朱理学作为统治全国的官方正统思想加以推崇。尤其宋明理学将儒学进一步系统化、世俗化,而便于利用。他说:“自汉以来儒者世出,将圣人经书多般讲解,愈解而愈难解矣。至宋时,朱子辈‘四书五经’,发出一定不易之理。故便于后人。朱子辈有功于圣人经书者可谓大矣!”

康熙帝对程朱理学可谓推崇备至,他令人先后纂修了《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周易折中》等理学名著发行各地;将朱熹升配孔庙;朱熹所注四书,由朝廷明令定为科举考试必考内容。一时间形成“非朱子之传义不敢信,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社会风气。

康熙帝效仿古代帝王“尚德化刑,化民为俗”,以儒学思想教育全国臣民,乃于九年(1670年)十月向全国颁布“上谕十六条”,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乡教思想。其主要你内容有:惇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教以昭雍睦、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制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核心思想还是利用宗法关系,通过讲求儒学的纲常名教化导百姓,使人们安分守法。其中最主要的是“孝”,通过“孝”架起通往“忠”的桥梁。

“上谕十六条”颁布后,规定地方官要在每月塑望宣讲。理学名臣汤斌巡抚江苏时,令属下官吏定期将士民召集到乡镇的空旷祠宇,选年老有德为乡人敬重者讲说,宣讲时须言语明白痛切使人感动。乡民平日闲暇,也要互相叮咛,一有过错就彼此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共存天理、同守王法。

官员还将“上谕十六条”加以发挥和注解,乃至将前人有关名教言论重新刊印作为宣讲的辅助材料。康熙九年(1670年),安徽繁昌县知县梁延年认为”上谕十六条“铸词典雅,平常百姓未必都能理解,他用浅显俗语加以解说宣讲。江南总督将其事迹上奏受到康熙帝嘉奖,梁氏受宠若惊,又针对妇女儿童及目不识丁者,编辑成《圣谕像解》一书,于康熙十二年刊行。

此外,魏裔介还著有《圣谕恒言》,将“上谕十六条”衍为通俗之词。康熙帝很关心各地的教化情况,曾对直隶巡抚赵宏燮讲,移风易俗莫过于读书,应该在穷乡僻野立义学,教育贫民子弟。康熙朝的乡村教化相比顺治朝有了很大的进步。

雍正、乾隆时期,清统治者对乡村教化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以《圣谕广训》颁布为标志,完成了清代乡教的思想体系,并在执行的过程中将儒家纲常名教与巩固封建统治紧密结合,以致“忠孝一体”成为这时乡村教化的突出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义学是封建官府为弥补府州县学的不足而设立的学校,其教育对象是广大乡村的儿童。

陈宏谋说:“义学之设,最有关于风化,历代皆重其事。乡间义学以广教化,子弟读书务在明理,非必令农民子弟人人考取科举也”。他在西南做官时大力提倡兴办义学,四年时间共创办了新旧义学六百五十余处。另外,清代新官上任必读书《牧令书辑要》中,也告诫那些做官的人,将建设义学当成首务。说到底,从儿童抓起,用封建伦常培养封建社会的“安身良民”,这就是义学教育的终极目的。

第二,借戏曲、小说喻世劝俗。

杂剧小说,词曲浅显,妇女儿童一般都能理解,所以很受社会下层的欢迎。当时民间有很多应时戏,每当演出盛况空前。王克昌《春游竹枝词》有:“年年正月唱春台,妇女人多挤不开,笑煞村庄多看戏,么儿么女一齐来。”这说的是成都乡下演“春台戏”的情景。

江苏“每至春时,祈年报赛,于田间空旷之地高搭戏台,轰动远近男女,群聚往观,举国欲狂。”对所谓有害世道人心的曲文,这时也加强了审查,乾隆四十五年下令抽撤删改一批剧本,理由是有些剧本因流传久远,以致失实,当一体饬查。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出现的戏剧,内容大多是忠孝节义之事,所谓“欲劝人为孝,则举一孝子出名,但有一行可观,则不必尽有其事,凡属孝亲所在有者悉举而加之;一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也,亦犹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雍正、乾隆时期的乡村教化之所以具有“忠孝一体”的特征,与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有密切的联系。汉民族中传统的“华夷之分”观念根深蒂固,对清朝统治者构成直接威胁,因此这时的乡村教化一面竭力灌输儒家的纲常名教,使“华夷之辩”观念谈化于“君臣大义”中;另一方面也对鼓吹“华夷之分”的异端思想进行残酷镇压。于是“忠孝一体”的乡村教化,在广大乡村和乡民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物资生活上人们遵循礼制,不敢稍有逾越。

嘉庆至道光时期,在“康乾盛世”表面繁荣的背后,社会固有矛盾日趋激化,终于引发了几次足以动摇王朝统治的农民起义,乡村教化也逐渐解体、衰败。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其一,宣讲《圣谕广训》等有固定的时间、地点、人员、内容和方式,尽管皇帝和一些官员三令五申、不厌其烦常年鼓吹,但长此以往无论听者、讲者都会形成逆反心理,视之故套,导致形式主义。这种现象早在乾隆朝就以出现,有些地方官宣讲时按照十六条口诵数条,念完即散,乡民也并不将此当成一回事。

其二,官员因循敷衍。宣讲教化本是地方官员的一项重要职责。乾隆初年还规定督抚举荐下属,首先要看是否认真宣讲《圣谕广训》,但并非所有父母官都认真重视。可见,乡村教化的废弛与地方官员的因循有着密切关系。

其三,乾嘉以后,吏治腐败,是教化衰败的又一原因。清中叶以后官吏横征赋役,滥用刑罚,吏治腐败导致民间结社迅速流布。其时乡民起事无不以“官逼民反”为号召。从这可以看出清中期以后乡村教化解体的必然趋势乃至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的根源。

晚清至清末时期,内忧外患,社会教化就更无从谈起了,随着先进思想的不断渗透,抗清反清逐渐成为主流,这时大清王朝沿袭二百多年的教化制度土崩瓦解,随之而来的便是辛亥革命的隆隆炮火。